基本解释
广州市第十二人民医院收治了超过30名疑似“胶水中毒”的外来工，绝大多数来自白云区各个小皮具厂，截至目前广州已有4例死亡病例
9日， 记者走进广州市第十二人民医院8楼， 见到本文的主人公陈锡隆。这位刚从重症监护室(ICU)走出的患者身体极度虚弱，不能开口说话，思维迟钝又严重失忆。在这层楼，医院共收治了超过30名疑似“胶水中毒”的外来工。这是一群在小作坊打工中毒、亟待救助的群体。
自2011年12月以来，广州不少医院陆续发现二氯乙烷中毒病人，这些病人来自全国各地，中毒症状无不与陈锡隆相仿。其中绝大多数患者，均来自白云区各小皮具厂，从事着与胶水直接接触的“流水线工序”。
截至目前，广州已有4例疑似“胶水中毒”死亡，还有不少中毒者挣扎在死亡边缘。
陈锡隆打工之路中的“意外中毒”，或能折射出这个群体的生存样本。下一个中毒者会是谁?谁可以保护他们?
他突然昏倒街头
1月12日夜，年关逼近，离除夕还有10天。
白 云区永泰镇，23 岁的四川小伙陈锡隆走在大街上，一切如常。他拨通了电话，告诉在河源打工的父亲陈技康：打工的手袋厂老板还欠着他两个月工资没发，买票回家还要等两天再说。如果买不到票，干脆就留在厂里过年。
陈锡隆不知道，一场灾难正悄然袭来。
挂断电话，陈锡隆突然昏倒街头。直至凌晨才被发现，被送到三九脑科医院抢救数日，仍然重度昏迷。送他进医院的老板，尚不知他到底犯下何种怪病。接着工厂老板送来2000 元，暂交了住院费。陈锡隆的父亲陈技康告诉记者，后来他跟老板交涉结算工钱时得知：老板首次垫付的那笔医疗费，居然包括儿子的部分工资。
等陈锡隆再次醒来时， 他不知自己已经转院， 是躺在广州市第十二人民医院8楼的病床上。这是一家专门接诊职业病的医院，整个8 楼全是在小作坊打工疑似“胶水中毒”的年轻人。患者年龄段大致为17-25 岁，最小的年仅15 岁，最大的47 岁。
记者调查发现， 一共有超过30 名打工者正在广州市第十二人民医院接受职业病治疗。他们来自全国各地： 四川、重庆、湖南、江苏、黑龙江……90%都是在白云区辖下各镇打工，或是在皮包厂，或是在皮鞋厂、手袋厂，都与恶臭的胶水日夜接触。
这 些患者有一个共同的病因：二氯乙烷中毒。
失忆算不出“1+2”
陈锡隆虽然醒来， 但他已经被彻底“洗脑”———完全记不得自己曾被推进ICU，生命一度垂危，也记不得自己的名字。对于在病床旁照顾他的父亲和姐姐，他一律“六亲不认”。甚至当记者试问“1+2 等于多少”时，陈锡隆吃力地思考了两分钟，回答说：“等于4”。坐在一旁的姐姐苦笑，他也跟着痴笑起来。问他为什么笑，回答说不知道。
目前失去记忆的陈锡隆，每天靠着流质食物度日。2 月6 日才从ICU 转出来的他，脸色苍白浑身乏力，上下嘴唇一层层的淡黄色肉皮，在不断地掉和长 ;双手覆着一层发黄的厚茧，指甲处有一圈黑色血污。姐姐试图掰开陈锡隆的双手，让他伸直手指，他感到疼痛，大叫了一声，手指难以自控地攥紧缩了回去。
陈技康在1 月14 日下午才得知消息，四处筹钱从河源赶到广州。当他看到儿子时，儿子早已不省人事。随后，大女儿亦从老家赶来照顾弟弟。经过将近一个月的医治，目前陈技康的治疗费已超过7 万元。在姐姐的陪伴下，记者问陈锡隆此前在哪里打工，他脱口而出：“玛露伊。”这是陈锡隆发病后到目前为止唯一能记起的事。再问他左手有几个指头，在三分钟的思考过程中他一直表现出痛苦状。
曾辗转各地打工
陈锡隆只有初中学历。中学毕业后，他和大多数农村同龄人一样，选择了外出打工寻找“活路”。2005 年，陈锡隆到广东河源，同父亲一道在当地做水电工。处于青春叛逆期的他常和父亲发生口角。大约一年后，陈锡隆离开河源，跟随姨父白先生到深圳做模具生意。
这之后的打工路，一直不稳不畅。陈锡隆在跟随姨父做模具后不久，2010 年又随同姐夫去了浙江， 在一家机电厂上班。
在陈技康眼里，不知儿子是因为懒惰还是文凭太低，他在外打工总是“这里一趟，那里一趟”。2011 年9 月，陈锡隆离开浙江，到广州白云区永泰镇一家手袋厂打工。随后便遇到了这场突发的“中毒事件”。
“弟弟从浙江走时，我们都没有告诉爸爸，怕他担心。”近来一直在其身边看护他的陈锡隆姐姐告诉记者。年前姐弟俩一直保持电话联系，但相互间所有的了解也仅限于电话。“他告诉我说是在手袋厂‘上胶’，月工资1500 元左右，周末还要加班。
那时我就提醒他离厂，但他说厂里欠着两个月工资，要走，也得等到年前放假结算工资后再走。”正是在工厂放假前几天，陈锡隆因长期接触胶水而中毒晕倒。当时他正期盼能领到欠薪，尽快买票回家过年。
维权之路很艰难
1 月14 日， 当陈技康再次得知儿子的消息时，竟是“陈锡隆晕倒被送进医院两天”。他当时不知道儿子在离开浙江后也来到了广东。他一度以为儿子告知他的正在上班的那家手袋厂是在浙江。
陈技康告诉记者， 他来到广州不几日，就主动找到位于白云区永泰镇的那家手袋厂的老板。“最初的协商还好，老板陆陆续续交了8000 元钱治病， 但此后就再也没有来医院看望过。”对于欠医院的6万余元，陈技康心里一直忐忑不安。“医院做了思想工作，说不用担心医疗费，政府和厂家会牵头负责， 但现在老板不肯出面，你让我能指望啥? ”
2 月6 日晚， 如坐针毡的陈技康找到在白云区的连襟和另外一位老乡， 在医院对面一家餐馆点了三盘小菜。几杯苦酒下肚，陈技康道出了郁积在心中的痛苦：希望可以借他们之力，给老板施压，要回一点补偿。在他们就餐不远的地方是天河城，有一块公益宣传横幅， 上书“创建全国文明城市”。这一夜，天空下起了淅沥沥的小雨。
直至今日，陈技康仍在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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