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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崇焕卖国求荣的九大罪状
更新时间:2024-03-19 12:34:53
袁崇焕到底是不是汉奸,一直以来学术界和民间都有争论,原因是袁崇焕在他任职期间有许多作为非常可疑,往往被人怀疑为汉奸或者奸细。那袁崇焕被怀疑为汉奸的事情都有哪些呢?今天我们来盘点这样的9件事,看完之后是非对错,读者心中估计就有数了。

1、牺牲觉华岛换来的“胜利”

2、面对空虚的沈阳拒不策应友军和盟友

后金为了打破明朝对其经济和军事封锁圈,攻击朝鲜之时,袁大人再次抗命不遵,在沈阳空虚的情况下,执意不援救朝鲜,拒绝策应东江镇,按兵不动实施“观望养敌”,在朝廷连续两次催促下才敷衍了事,不仅让后金使朝鲜向其屈服,还导致了地处“明、金”中间的蒙古部落对明朝失望和寒心,为最终投靠后金埋下了伏笔,还让东江镇蒙受了损失,失去了朝鲜的提供屯田土地,并被断绝了朝鲜提供的军械和粮饷,使东江镇安置流民、出击后金失去了绝大部分后勤给养,而这些费用将来得由明朝朝廷来承担,给当时已经很拮据的明朝财政带来了巨大的负担,且离散了明朝的盟友,又让后金获得了拓展空间。袁大人一意孤行的态度和造成的恶劣影响是十分可疑的。

3、离奇缓慢的修城进度

后金军先轻取明军修筑未完的大凌河、右屯卫两城,在攻宁远之时候又占领了塔山等地,撤退之时一并毁之。袁崇焕虽然守住了“宁、锦”,但他用“议和”拖延时间争取修筑的城池几乎都报废了,且还牺牲朝鲜和东江镇。袁崇焕所谓“敌知,则三城已完,战守又在关门四百里外,金汤益固矣”化为了泡影;袁崇焕所谓:“倘城不完而敌至,势必撤还,是弃垂成功也”倒是成为了现实,而“故乘敌有事江东,姑以和之说缓之”成为了一大败笔,皇太极根本没有议和的诚意,反倒是先把袁大人的兵给“缓了”,攻打东江、朝鲜后马上就来袭击锦州、宁远。袁大人离奇缓慢的修城进度使他牺牲了东江镇和朝鲜换来的时间,也没有能将城池修筑完成,这跟他之前拒绝策应盟友和友军联系起来,不禁让人怀疑他以修城池而不策应的真实动机。

4、刻意将明军引入死地

袁崇焕因为“宁锦大战”时不救锦州而遭非议,“暮气难鼓”而辞,其职务由关内的王之臣接任。此时,总督蓟辽的阎鸣泰上疏要求放弃了锦州,而且朝廷中也不少人反对设“宁锦防线”。与此同时,明朝前线将领也对守锦州提出异议,驻守该地的总兵尤世禄称锦州“城池遭雨崩颓,万不可居”(《三朝辽事实录》卷17)要求撤往杏山。驻塔山守将认为塔山不是可守之地,想要“移置别所” (《三朝辽事实录》卷17)。兵部侍郎霍维华虽然认为锦城不能轻易放弃,根据众将的异议他也不能不总结为:“贼至,则坚壁清野以待。”

“宁锦大战”之前,袁崇焕为了锦州这个“非扼要之地”空耗国家财力、牺牲戍边将士,且放弃策应而导致友军重大损失、盟友向敌人妥协已经是罪大恶极了,而袁大人重新上任之时却以“且守且战,且筑且屯”的“守为正著”则可“五年平辽”之荒谬说辞哄骗崇祯,在明朝军队主动放弃锦州回归正确选择以后,又一次在重新在锦州大兴土木,耗费国家极为有限的财力、物力,用银子堆砌锦州这个巨坑,最终导致了“松锦大战”明军在锦州被围点打援的全面失败。袁大人的所作所为是非常值得怀疑的汉奸行为。

5、有意削危险的弱蓟门

可袁大人却在此时调动兵力充实关外,丝毫没有加强蓟镇的意思。《崇祯长编》中有这样的记录:“关内兵五万五千三百四十五员名,关外七万八千三百四十员名。”但到了十二月,关内关外的兵力“关外官兵七万一千余员名,关内官兵四万二百余员名”。所谓“关内”就是蓟镇,所谓“关外”就是辽东镇,蓟、辽设督师就是总领两镇。关内兵减少就是抽调了蓟镇兵力一万多到辽东镇,辽东镇的兵没有增加反而略有减少是因为当时关外已经在搞“清汰”,把老弱的兵卒淘汰掉用关内的精锐来充实,所以没有形成大量“减额”。这个“汰兵减额”的方略是袁大人提出来的,《崇祯实录》中有记载:“冬十月己丑,召廷臣於文华殿,以锦州军哗、袁崇焕请饷疏示;阁臣求允发。上责户部尚书毕自严;又曰:‘崇焕前云汰兵减额,今何仍也’?王在晋曰:‘减汰,当自来岁始’。”由《崇祯实录》的内容可以看出,当时蓟镇的汰兵是袁大人力导的,而且袁大人提前调动了兵力,以蓟镇的精锐充实关外宁锦防线。

事实上若袁大人不大兴土木修建锦州,并增加锦州的驻军,明朝是有时间和财力提高蓟镇防御能力的。而袁大人作为蓟、辽两镇的督师不思增加蓟镇的兵力,却选择了临时抽调宁锦的守军以“增戍关门”的方式“往备顺天”是极其不负责任的表现,完全是敷衍的态度,当皇太极真的从遵化入塞之时,在山海关的赵率教仅能带上三五千人去增援,足以说明袁大人这种部署的虚伪。

许多人讨论蓟镇是否属于袁大人直接统辖的问题,其实并不重要,朝廷不是不知道蓟镇薄弱,但兵员和粮饷都优先满足袁大人的锦州了,想加强蓟镇也没有办法,在朝廷资源极为有限的情况下,执行袁大人方略必然导致“厚”锦州而“薄”蓟镇,有了这样的倾斜朝廷上上下下自然有许多人都提出蓟镇应该加强。

但袁大人不是调整方略,而是上疏和危险的蓟镇脱离关系,袁大督师上奏崇祯,曰:“若顺天等处,则听督抚为政,臣不敢越俎而议者也。” 是很卑劣的做法,他的不负责任最终才导致了蓟镇被突破,应该说袁大人“厚”锦州而“薄”蓟镇的方略是一个非常离谱的败笔。

若袁大人不修建众人都反对而之前刚刚放弃且后金占了也不想要的锦州,明朝没有任何理由不加强蓟镇的防御,蓟镇的防御也没有任何理由被削弱,而修锦州以后明朝有限的财力和兵力都耗在锦州了,蓟门自然空虚了。

6、不惜一切的以粮资寇

崇祯在袁大人上奏要开马市后认为这是以粮资寇,于是连发诏书斥责曰:“据报西夷市买货物,明是接应东夷,藉寇资盗,岂容听许?” 袁大人抗辩提到蓟门防御但重点却是开马市,袁大人的核心意思是若不开马市“万一夷(喀喇沁)为向导,通奴入犯,祸有不可知者。”同时,袁大人还保证他接济的这些蒙古部落“断不敢诱奴入犯蓟辽”。但崇祯驳回袁大人的上疏,崇祯强调:“西夷通奴,讥防紧要。奏内各夷市买布帛于东,明是接应,何以制奴?着该督抚严行禁止。”可袁大人还是置若罔闻。后来崇祯勉强同意,但告戒袁大人只能以口粮形式接济,不饿死就行了,而且抚赏和剿灭相结合,如果有什么异常直接扑杀掉,而袁大人始终认为他抚赏的蒙古部落“断不敢诱奴入犯蓟辽”,均以抚赏和接济。而不幸的是蓟门外的喀刺泌部不仅为皇太极入塞带路,并且为其筹备粮草。

《明史记事本末补遗》中记载了翰林院编修陈仁锡在宁远的见闻,其中提到朵颜束不的部派出两千人的队伍来宁远买粮食,其中还有四百满人谍哨——“建洲哨在束不的部内计四百余人,不将弓矢”,这不是为后金买粮食还能干什么?这在当时的辽东已经是世人皆知了,陈仁锡提到当时的士绅“宁远武进士王振远、陈国威”等都知道此事,并且要求乘之“卒不及备,可夜掩而杀之”,可此时的袁大人不顾崇祯的斥责,明目张胆的在宁远卖粮食给后金,这是多么恶劣的汉奸行径。谈迁的《国榷》也有如下记载:“朵颜三卫及建虏大饥,三卫夷半入于建虏,束不的求督帅开粜于前屯之南台堡,互市貂参。边臣俱不可,独崇焕许之。盖束不的为建虏积谷,谋犯蓟西,虽有谍报,崇焕不为信。”

综上所述,可以说袁大人是顶着崇祯连续两次驳斥,对所有边臣的反对置若罔闻,还压制要求剿灭为后金采办粮食的谍哨之意见,一意孤行为饥荒中的后金置办粮食,完全不惜一切的以粮资寇,是非常可疑的汉奸行为。

7、擅杀毛帅而为后金解除西征的后顾之忧

8、将一帮汉奸委以重任而彻底瓦解东江镇

刘兴祚原籍辽东,万历三十三年(1605)因细罪而弃家投降后金,更名爱塔,传说努尔哈赤之孙萨哈廉(亦作萨哈璘)曾将其乳媪之女许配给他。

崇祯元年刘爱塔逃离后金至皮岛,其余几兄弟也随后分批逃离后金,投奔皮岛毛文龙和宁远的袁大人。其中刘兴基(老三)于崇祯元年九月从海上逃抵宁远,并追随袁大人,刘氏其他几兄弟则先后至毛文龙处。

但刘兴祚并未真心归顺明朝,在逃到皮岛后又做后金的奸细,在《满文老档》收录的所谓“毛文龙书信”中,最后一封里即第七书里其实有隐藏着的第八封“书信”,因为第七封书信里最后一段文字明显不是毛文龙写的,该“信”就是刘兴祚再成为汉奸铁证。

在该段文字称:“毛总兵官在彼欲降之心,半真半假……以我观之,汗心犹豫而狐疑,又谓毛总兵官放恣,初无定心,后被牵累,事不易结等语。遂以毛总兵官蓄意叛逆,即密告袁都司杀之。我以告叛有功,升为副将职。”

此人自称“以告叛有功,升为副将职”是自我暴露身份的铁证。毛文龙死后袁大人即“分付将东江兵二万八千分为四协,杀其父用其子,以毛承禄管一协兵,以旗鼓徐敷奏管一协兵,还有二协,东江众官保游击刘兴祚、副将陈继盛二员管之。”由此可知,当时刘兴祚虽管一协,但却只是个“游击”不是“副将”,但统领一协是一个副将才能担当的职务,而信中所述也是“升为副将职”,而非“升为副将”,一字之差显露了这个诬告毛帅的汉奸身份。更为有力的证据来自《崇祯长编》卷36和卷37,以及周文郁的《边事小纪》卷2和卷4中,里面分别有“参将兴祚原「管东江前协副将事」”字样,从“事实”和“行文”两方面证实了那个“升为副将职”之人就是“管东江前协副将事”的“游击刘兴祚”。

这段文字后面又有:“负恩逃来……”字样,毛文龙怎会是从后金“负恩逃来”的?而刘兴祚则确实是从后金叛逃而来,再一次印证了写信人却为刘兴祚而非毛帅。

9、蓟西防御战中不可思议的失败

十一月初二至袁大人才从宁远赶到前屯营,得报后金已经在围攻遵化了。十一月初四,袁大人率兵到山海关,此时赵率教战死于三屯营。十一月初五,袁崇焕率军入蓟,并以周文郁为掌旗官,周文郁曾是孙承宗身边的人,他以第一人称“余”所写《辽西入卫纪事》是描述“己巳之变”的一篇纪实,其中有许多第一手资料,通过里面的记录能印证一些关键问题。十一月初六,袁大人到了永平,此时遵化已于十一月初三陷落,由袁大人之“汰兵方略”裁撤下来的汰兵打开城门,巡抚王元雅死。袁大人于榛子镇接到崇祯圣旨,得调度指挥各镇援兵之权,这个情节也很重要,为蓟辽总督刘策洗清了不小的冤情,因为后来的解读多说刘策不会用兵,才导致蓟西失守且还冤枉了袁大人……

十一月初九,袁大人到了蓟州顺天府。十一月初十,袁大人上疏崇祯,曰:“入蓟州稍息士马,细侦形势,严备拨哨,力为奋截,必不令敌越蓟西”。(《明实录》十一月丙申)其中这个“必不令敌越蓟西”是袁大人继“五年平辽”、“断不敢诱奴入犯蓟辽”后又一经典……

袁大人上疏后便开始部署蓟州防御。此时,蓟辽总督刘策和各路兵马汇集蓟州。蓟辽总督刘策驻地是在密云,昌平总兵尤世威原来是驻守昌平的,十一月初九,刘策率军援守蓟州,尤世威而防通州蓟州两地之间。但袁大人却将兵力分散布防于蓟西各地,他令刘策回守密云,命尤世威回防昌平,许多史料都记载了袁大人这个部署:

“保定总督刘策兵亦至,令其守密云。”崇祯二年十一月已丑《怀宗实录》

“保定总督刘策兵亦至,令还守密云。”崇祯二年十一月已丑《崇祯实录》

“令刘策着还镇,调度诸将,分信防守密云。”《崇祯长编》

朝野对袁崇焕战守布置非议甚多,孙承宗更指出集中兵力紧守蓟州三河一线为要务,否则敌人越蓟州三河则可直扑北京。事实证明,由于保定兵和昌平兵的远去,蓟州防备兵力严重不足,连起码的侦防也做不到,结果皇太极轻易越过蓟州直趋北京,袁大人直到十一月初十四才发觉方提兵追赶,被朝庭寄与厚望的蓟西防线竟不经一战便完全失效。

袁大人的掌旗官周文郁所写的《辽西入卫纪事》中提到了此事:

“十三日,侵晨,报奴全军过石门驿,公令马步兵尽出城外列营。营甫定,有奴骑二百余,分四队扎我军之东南,相持两时,并不件贼大兵。公令我发炮,贼闻炮即四队排为一字,忽退去。竟日无一骑复至,使我欲战而无可战。

十四日,乃探奴大队潜越蓟西矣,公即督辽将士西追……”

需要强调的是这个防御战是袁大人豪言壮语下开打的,而地形又对袁大人有利。蓟州,古属幽燕,亦称渔阳,历史悠久,上溯周商:燕山北靠,渤海南望,地“扼东北入京之要冲,控中原与坝上之险塞”,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有“畿东锁钥”之称。蓟县西有盘山、南有湖泊、东北方向有九龙山和八仙山,因为这么多天堑中留出的通道如同一道往来必经的门户而故称蓟门,自古设置兵镇和关城,是北京东北的要冲。可袁大人在这个地方都没有堵住后金军,而且是不战就任其越过,自己第二天才发现,那可真叫“无能”啊,难怪后金鞑子喜欢这样的“英雄”了……

袁大人自己保证“必不令敌越蓟西”而又分散明朝已经聚集的兵力,导致后金军不战而“潜越蓟西”,浪费了这么一个决好的堵截机会,让后金军顺利的直扑北京而去,这确实十分值得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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