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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送我上中学
更新时间:2024-03-28 17:55:22

时间回到1965年,我小学毕业后,考上了县立完全中学,那一年我十二岁。在那个年代,能考上中学,对于生长在大山深处的农村孩子来说,无疑是一场梦。

父亲送我上中学

大家都替我高兴,可是父母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距离开学的日子越来越近了,我上学的学费和学习用具,还有衣服被褥,没有一点儿着落,家里连一块钱也没有,父亲愁得总是蹲在窗台底下,“吧嗒、吧嗒”不停地抽着旱烟。

那时候,我们村子里有一家裁缝铺,裁缝师傅是布匠,用棉花纺成线自己织布,这种用手工织出来的布我们那儿叫家织布。母亲把这几年纺出来的棉线拿出来,求布匠师傅织两块家织布,给我做衣服和被褥,布匠听说给我上县城中学穿和盖,特意加工,织的很细致,还免收了手工钱。母亲把织回来的家织布拿回家里,用饭米汤一遍又一遍地浆洗后,再用棒槌叮叮咣咣地再三锤打,最后用清水洗干净后,用燃料把它染成藏蓝色和青色花布,这种做法就像浙江桐乡乌镇里的洗染作坊工艺一样。藏蓝色的用来做夹袄和夹裤,青色花布做被褥。布料染好,在太阳底下晒干平整后,母亲便开始一针一线地给我缝了一套秋天上学穿的新夹袄和夹裤,又精心地赶制了一套新被褥。

明天,我就要去县城上中学了,交通工具成了一个大难题。我家距离县城要走30多里的土路,村里和公社所在地到县城都不通公共汽车,不要说拖拉机,就是马车和自行车也都没有,我还要带着行李、包裹什么的,步行去是不可能的。怎么把我送到县城里去呢?一家人愁得一时想不出好的办法来。

后来,还是父亲想出了一个办法。父亲当时在生产队做饲养员,他灵机一动,要用毛驴送我去县城上中学。

夜,已经很深了,母亲还没有睡下。朦胧中,我看到母亲坐在煤油灯下,不停地忙碌着,睁眼一看,母亲是为我缝制新书包,书包的布料也是家织布的。

母亲那张带着满脸皱纹的脸,映在微弱的煤油灯光下,显得更加灰白和消瘦。一针一针穿梭着,不时的把针尖在头发中间划了几下,划掉粘在针尖上的线茸茸。线断了,母亲把两只手送到煤油灯下,一只手捏着针,一只手捏着线头,一连穿了几次也没有把线头穿进针眼里,对于眼睛不好的母亲来说,穿针引线真难。

我在一旁看到母亲穿线这么难,便爬出被窝,接过母亲手里的针和线,一下子就穿进针眼里去了,递给了母亲。

“还是小孩子眼睛尖,不行了,老了,”母亲自然自语,看了我一眼:“快睡吧,明早还要赶路呢。”

我穿进被窝,慢慢地又进入了梦香。等到母亲把新书包缝制完成后,已经到了二更天了。母亲一夜没有睡觉,又收拾收拾其他物品,便下地开始到外屋的灶台打火烧水做饭了。

天还没亮,住在生产队队部喂牲口的父亲,老早就把借用的毛驴喂饱了,与提前接班的另一位饲养员交接了一下后,带了一些草料,把毛驴牵到家里来了。

母亲把早饭做好后,把我叫醒。我坐起身来,揉了揉眼睛,站起身,把母亲早已放在我枕边的一套新衣服穿上,正合身。母亲的眼睛视力不好,总是淌眼泪,但是做的针线活很好,一针一线不比缝纫机做得差。尽管不是制服衣服和制服裤子,但穿在身上,霎时感到一股暖流涌向了我的胸膛。

那时候,已经过了“困难时期”了,虽然平时吃不到白米饭,但是也很少吃稀糊糊了。父亲在窗外整理毛驴吃的草料,哥哥也早早起来了,只有弟弟还躲在被窝里。母亲把一小盆高粱米干饭,我们那儿叫熟米干饭端上来。母亲炒了一盘土豆丝,还炖了一碗鸡蛋糕,我好久没有吃到这样可口的饭菜了。

父亲把母亲缝制的一套新行李整理好,放到毛驴背上。母亲把一个用红布包了一层又一层的小包,装到上衣里边贴身的衣兜里,嘱咐说:“这里有五块钱,是给你的学费和伙食费,在路上别往外掏,到县城后就交给学校。”

我问母亲:“妈,家里不是没有钱了吗?”

“别问了,”母亲有些哽咽,揉了揉眼睛,把煮熟了的几个鸡蛋装到新书包里,背到我的肩上:“路上饿了和你爹一起吃。”

就要离开我生活十二年的大山,去县城上中学了,我的心,好久不能平静。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去县城,而且还要在那里长年吃住、学习和生活,我的心一直蹦蹦地跳着。

父亲把行李和草料垫在驴背上后,把我抱起来放到驴背上骑好,说了声:“走吧,”牵着毛驴向大门外走去,母亲一直把我送到村头。

山里的天,总是亮的晚,我骑在驴背上,只能看清在前边牵着毛驴的父亲的轮廓。走出村外,我们沿着一条小河边的石头路向县城方向走去,这也是出村唯一一条通往县城的路,两边是大山,寂静得很,除了路边小河里的水哗哗地流淌声外,剩余的声音就是毛驴的四只脚踏着石头路发出的“咔吱、咔吱”地响声了。

大概走了8里多路,东方见到了鱼肚白。父亲把拴在毛驴笼头上的缰绳缠绕起来,让毛驴自己沿着路向前走,我仍骑在驴背上。父亲时而跟在毛驴的身后,时而到毛驴的旁边一路小跑,不停地吆喝着:“驾、喔、吁!”

约摸又走了十几里路,毛驴开始“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父亲是生产队的饲养员,对这些牲畜非常有感情,看样子有些心疼,便不再吆喝它了,随后,毛驴便放慢了脚步。

父亲也有些累了,掏出别在腰带里的烟袋锅子和烟袋口袋,把眼袋锅子送进烟袋口袋里装满旱烟后,用火柴点着,深深地吸了一大口,旱烟便在烟袋锅子里燃烧起来。

父亲一边跟在毛驴后边一大步一大步往前走,一边“吧嗒、吧嗒”地抽起旱烟来,这是父亲的习惯,大概用这种办法来解除一些劳累吧。

辽西地区九月的天气渐渐的凉了,特别是日出前就更凉了。我骑在驴背上,穿着母亲做的新夹袄,虽然是里外两层,一开始感觉还不算凉,但时间久了就感觉一股股凉风从后背钻了进来,不由自主地打起哆嗦。父亲赶紧把他穿的外套,也是一件夹袄,脱下来递给我,让我穿上。父亲多年劳累,气管不好,体瘦怕冷,就是在夏天也穿上这件夹袄。

“我不穿,爹,把我抱下来,你骑驴,我自个儿下地跑一会儿就暖和了,”我有些心疼父亲。

父亲说什么也不让我下来:“你骑着吧,爹不累也不冷,跑一会就暖和了。”后来我说要下地撒尿,父亲这才把我从毛驴背上抱下来,但父亲无论如何也不会去骑上他那心爱的毛驴背上去的,且执意把夹袄给我披上继续赶路。

天色已经大亮了,红红的太阳在东边的山坳里慢慢地升起来,露出了半个脸,山涧、河流在早霞的映照下五光十射,格外漂亮。

马路渐渐的宽了,路两旁的庄稼地清晰可见:昂着头、挺着腰的红高粱,垂着头、弯着腰的谷穗子,一片片长满胡须棒子的苞米地——,这一切我是那么熟悉。路旁,一队队生产队社员开始下地出工了,一辆辆马车的铃声不时的在我的身边掠过。

我照常骑上毛驴,父亲仍旧跟在毛驴后边小步快跑。大约到中午时分,父亲说快到县城了,便选在一座小桥边停下休息。父亲把毛驴拴在一棵小树上,把草料放在一个事先准备好的布口袋里,敞开口,让毛驴吃草料。我和父亲便拿出早上母亲给我们特意烙的糖饼,就着两个煮鸡蛋,开始了我们的午餐。父亲没有吃糖饼和鸡蛋,我怎么让他吃,他只是说一句:“你吃吧,吃饱饱的,”在另一个挎包里掏出一块苞米面饼子,一个咸菜疙瘩,大口大口地啃起来,不时地喝一口用空罐头盒子在家里灌满的白开水。

“天头还早,吃饱了在这睡一小会儿再赶路,”父亲把驴背的行李搬下来,让我睡下,便牵着毛驴到小河边去饮水。毛驴吃饱喝足后,也趴在了地下。父亲坐在我和毛驴身边,又“吧嗒、吧嗒”地抽起旱烟袋。大约过了一个时辰,我醒了,父亲让我到小河边洗了一把脸,又把我抱上毛驴后背,开始向县城走去。

县立完中在县城的近郊,这条路正好通到这所学校大门。快到学校大门口了,一幅横挂在学校大门“欢迎新同学入校”的大幅标语映入我的眼帘,大门内外人流熙熙攘攘。

父亲把毛驴拴在门外不远处的一个小树上,他看着毛驴,叮嘱我拿出录取通知书,按照通知书上写的班级,找大学生打听在哪办手续,父亲约好在小树旁等我。我按照通知书的说明打听到一年八班的报到地点,填写完报到手续,交了伙学费、伙食费和粮票后,便回到父亲这里,告诉父亲把手续办好了。

父亲拉着毛驴,随着我穿过人群去找我们的宿舍。骑着毛驴上中学,在报到的同学中可能我是第一个,他们都用好奇的眼光看着我们爷俩。

到了宿舍门口,父亲把行李、包裹物品等搬了下来,几个先报到的大同学虽然不熟悉,看见我们爷俩这么艰难,都纷纷上前帮助搬东西,有的还围着毛驴转,感到好玩。父亲进宿舍看了看铺好的被褥,说了句:“我走了”,便出门拉着毛驴向校门外走去。

我急忙追了出去,依依不舍地拉着父亲那双瘦弱又长满老茧的手,久久不愿松开。

“好好念,等放寒假爹来接你。”父亲那双凹陷、深邃的眼窝有些湿润,急忙扭过身去,沿着来路头也不回地走了。

望着父亲那步履蹒跚、渐渐远去的背影,我的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

父亲已经走远了,我仍然站在那里,向着父亲远去的方向一动不动,父亲那句简短而质朴的话语又在我的耳边萦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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