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爷爷，你怎么总是问我能不能报销？难道不报销就不吃饭了吗？”孙子疑惑地望着爷爷。

“不是这个意思，如果花你自己的钱，咱们能省就省了。”爷爷笑着回答。

“爷爷，那你以前出去吃饭都是花谁的钱？”

“我还是我们？我们花的是公家的钱，都可以报销的。”爷爷的笑声出现了。

“爷爷，你以前是做什么的？为何有人给你报销？”孙子接着问。

“你爷爷啊，这一生就是搞外调的，做的就是为组织把关的事，所以，走南闯北，去过许多地方，全国许多地方都留下了你爷爷的脚印，有些地方连牛羊都到不了，爷爷也爬上去了。总之就一个信念，为组织搞清楚来龙去脉。”

“外调什么？要这样花气力？”

“人，外调人，就是帮组织搞清楚这个人的历史。”

“什么样的人需要外调？”

“孙子啊，今天算你问对了，来给爷爷倒杯茶，爷爷慢慢告诉你。”

这是一间普通的农家乐餐厅，远离城镇，中午人烟稀少，大厅里就爷孙二人，孙子斟满了茶，笑嘻嘻地说：“爷爷，可以开始了。”

“别急，等我喝一口，顺顺嘴。”爷爷反而卖起关子。

八十岁的爷爷，身体极好，喝了几口茶，顿时来了精神，他神秘地说：“开讲？讲哪一段为好？”

“就讲你第一次外调的故事吧，爷爷。”孙子恳求地说。

“第一次？好，就讲第一次吧。那是爷爷刚刚工作不久的一九五六年，爷爷刚刚二十二岁。爷爷我是个进步青年，兰州上高中时十八岁就入了党，加入了组织，后来分到国家企业里，在一个上千人的单位组织科工作，兢兢业业，任劳任怨。记得第一次外调的人是厂里的总工程师，他人很积极，工作卖力，是组织发展的对象，为了组织的纯洁，在批准他入党前，按程序对他实施规定的外调。外调是一项严肃的工作，其内容是代表组织核实被调查人的档案、履历及一切需要落实的事情，当然还包括对其家人和婚姻的了解。

外调一般是两个人去进行，和爷爷一起去的是爷爷的科长，因为他满脸的大胡子，我们都亲昵的称他老胡。老胡是地下党出身，十年以上的党龄，由他带队，爷爷我心里是非常地踏实。按照总工程师自己填写的履历，第一站我们来到了舟山群岛，浙江一个叫普陀山的小镇里，那也是爷爷我生平第一次见到大海，见到日出东海的壮丽场面。总工的出生地是一个北山的村庄，我们赶到那里时天已经黑了，村子里鬼火一样的蜡烛时明时暗，周边寂静的有些让人后怕。费了半天周折，终于找到了村支书，当他看清了我们手中红头的介绍信时，几次验证后，脸上警惕的神态放松了下来。

“来，同志们，屋里请，今晚将就一夜，明天我带你们去了解情况。”

“您贵姓？”老胡问。

“我姓陈。”

“陈支书，你能否讲一下总工的背景？”老胡说完话，示意我抓紧记录。

“你们所说的总工是村东鱼庄姜姓老板的小儿子，他爹送他留洋就是因为这小子会念书，中学就离开了这里去了上海，已经很久没有回来了。”陈支书一边思考，一边回答，对于外调的事，他很清楚，也知道这是关系一个人一辈子的大事，来不得半点含糊，所以他的态度极为认真。

“他家这里还有什么人？”

“有个堂叔，其他人都不在了。“

爷爷那时年轻，插不上半句话，只能一边记录一边听着他们的对话，心里充满敬佩，很快我的笔记本上就满满几页了。这老胡真行，水都没喝一口，就能问出那么多问题，感觉他确实老道，不愧是我党的好干部。

“入党时填写的资料都要核实？”孙子不解地问。

“是啊，不光是本人填写的要核实，组织要了解的事越详细越好，这是对党组织的高度负责。”爷爷严肃的说。

“来不得半点隐瞒？”孙子乐了。

“当然，谁敢和自己的政治生命开玩笑，那个时代的人都很单纯，掏心掏肺的向组织坦承，恨不能快快得到组织认可，所以你讲的隐瞒之事几乎没有。”爷爷被孙子的话逗乐了

第二天，我们去了总工的堂叔家，堂叔的一口宁波话说得是天旋地暗，我们根本一句也听不懂，陈支书的翻译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真是鸡同鸭讲，爷爷只听见一句话象样。

“你是哪里来的？”老乡问。

“我们是外省来的。”老胡答。

“我的外甥早死了，你们怎么是他，一点不像。”老乡摆着手答。这一幕虽哭笑不得，但也间接说明了外调工作的严谨和外调人的执着。

后来我们又去了总工的老婆家外调，那是沈从文的家乡，湖南凤凰。今天它是旅游的地方，你爷爷那年去时，连个羊肠小道都没有，我心里很奇怪，为何总工讨媳妇讨到如此的深山老林，这种地方的女人难道情更深？意更浓？

“爷爷，露馅了，奶奶就是湖南人，是不是你外调受到了启发？孙子指着爷爷突然发问。

“纯属偶然，纯属偶然。”爷爷满脸一下子露出来了难得的红光。

“爷爷，外调中的一切吃喝拉撒都是可以报销的？”

“当然，这些都是公家的事，我们个人是付不起的。”

“可这样做多浪费啊，一个人的外调要两个人进行，要花许多钱。这中间难道你们没有假公济私顺便游山玩水？千万别说你没有。”孙子固执地问道

“哈哈，说句心里话，还真没有，但顺便的路过，应该不算游山玩水吧。”爷爷摊着双手解释。

餐厅里的一场问答结束了，从报销引发的外调也趋于尾声，爷孙俩暂时终止了谈话，但并没有终止疑问的归宿。时代的变迁，无论爷爷如何诠释外调的重大意义，对孙子来讲都被理解为如此地不可思议。为何要对敞开胸怀的人如此这般？难道这真是组织为了铸造铜墙铁壁而不得不采取的必要措施？深究其原因无所谓了，问题是既然外调是件大事，为何今天的人对它的认识却差别甚大。

“爷爷，难道每一个入党的人都要被外调吗？”孙子还在纠结。

“是啊，在那个年代，新中国成立不久，世道艰难，人员复杂，组织上这样做是非常必要的。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随着国家档案的规整，户口的管理完善，入党程序中没有特殊情况的人一般都免掉了外调。其实最重要的是后来入党的年轻人，均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历史都清清楚楚，也就没必要靠外调了解情况了。

“那今天还需要外调吗？爷爷。”孙子诡异的一笑。

“今天？今天我觉得更需要了，只是外调的内容恐怕主要是调查党内的腐败分子了，没有外调，你怎么能抓到那些龟孙子们犯罪的真凭实据？”

“还是我爷爷厉害，不愧是老党员，高瞻远瞩啊。”孙子听完爷爷的话，彻底折服了，赶紧为爷爷加起了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