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拐子，说瘸子也不错。我可不是天生的瘸，仁慈的上帝在我来到这个世界时，给了我活泼和健康；在父母用慈爱营造的温室里无忧无虑地度过了梦幻般的青葱岁月。可在“天降大任于斯人也”的锻炼中，我的左腿受到了严重的创伤，里里外外打上了“补丁”，负载我日益增重的身体时，渐渐地力不从心了，与健康的右腿比肩而行，总显得略逊一筹，我拐了。

拐，对于正常人来说只是一个词，抑或显示自己健康无残的参照物罢了；而对于像我这样“半路出家”的拐子来说，别有一番酸涩的滋味，可以充耳不闻那些已经习惯的闲言碎语。但生活中的快节奏是“拐”无论如何难以避让的。在拐了以后，我用尽了顽强的毅力才在心理上把自己归入残疾者的阵营中去。

俗话说同命相怜，我更愿意叫同病相怜，当我看到残疾人时就格外地心酸，有时还会情不自禁的漫出我这个年龄不该有的眼泪。尤其是拐子，更令我抓心揪肺，常常打开自己并不丰盈的口袋，送出一份怜悯和同情。有时受赠者会被我感动，小心翼翼地劝我：乞讨是一份职业，愿意传授“全套教程。”我会一笑回之，自认为还没有残疾到用尊严乞求施舍的程度。我能走，能说，能写，能思考，除了跑不快，我几乎全能。当然，回报我笑意的常是一双不屑一顾的白眼。

我承认人是物质的一种表现形式，理所当然的生活离不开物质，也就是离不开那些印着诸多色彩的纸币，钱根本就是社会物质的反映吗。为了生活，或者说为了生活得好一点儿，我决定离开农村老家，像华仔一样到深圳去。联系华仔后，我定了直达深圳G镇的长途卧铺。

刚到目的地，华仔电话通知我，他临时有事，叫我下车后向东走约200米再向南一弯，就能到达他所在的那家工厂了。我没有坐公交，也没有坐摩的，一瘸一拐地一个人向前走。这里虽说是一个镇级城市，但比我们县城气派多了。大概不是上下班时间，街道上的行人不算多，但他们大多白话交谈，令我的耳朵首先“水土不服”了，听不懂他们在说些什么。正走着，看见一群人围成一个圈，中间躺着一位口吐白沫的年轻人。左腿伸得直直的，右腿成半X形向外侧翻着，有一顶黑锈遍身的草帽仰卧在他身边，草帽兜里稀稀拉拉的放着几枚硬币。这可能是有羊角风病的乞讨者——我心里想，好可怜，还是一位身体残疾者。我开始怀疑上帝的仁慈了。

一位好心的大叔把年轻人轻轻扶起，有人递上一瓶开了口的矿泉水，慢慢给年轻人续饮着，过了一会儿，年轻人缓缓醒来。不管三七二十一，对着众人一顿磕头，前额碰到地上发出沉闷的咚咚声，这种沉闷里隐隐约约潜藏着过分的虔诚。又有人在他过分感激的感动中劝他就此打住。开始有人用南方人特有的北京语问东问西。小伙子泪眼蒙蒙地不知是哽咽还是结巴，回答的吞吞吐吐，前言难搭后语。原来是智障啊！——我大惊失色，这时我才留意到他的浓眉大眼，左眼的浓眉明显遮不住一颗突兀的黑痣，国字形的圆脸上依然不缺青春的色泽。怎么会是智障啊，上帝太不公平啦！

人群中已经有人向那倾斜的草帽里投钱了，在一阵风的作用下那顶草帽在原地倾斜的身子旋转了一圈，像是在替主人行感激之礼。有一位大娘连忙把草帽平放到年轻人的怀抱里。我也投了10元，不是我善心不足，而实在是我囊中羞涩。如果我有一个礼拜的时间找不到工作，就得打道回府了，可怜的“经费”逼得我只能吝啬了。

离开那可怜的年轻人，我似乎再也找不到自卑的理由了，我除了跑不快，哪一点都比他强！想着想着，我觉得该到拐弯的地方了，正观察着向南拐的通道，忽然电话响了，是华仔打来的，他说一着急把道说反了，应该是下了车向西200米，再向南拐就到了。我不得不180度大转弯，再做一次免费的徒步旅行。

再经过刚才出事的地方时，人早已散尽，那位年轻人也人去地净了了。或许他已被好心人接走了；或许他已病罢回家了；也可能是被120接走了我一路猜想着来到华仔工作的工厂，一个中年保安让我在保安室等待华仔归来，原来华仔刚去总厂办事了。

我在华仔的工厂里吃住了两天，却没有找到适合我干的活计，就又一次走向大街，想尽快把自己推销出去，好一点儿的工厂（也就是工资高一点儿的厂）我是不敢奢望的，毕竟我残疾嘛。尽量在一些活累又钱少的厂之间碰运气。

功夫不负有心人，或许是我的执着感动了上苍，终于在盛洪家具厂找了份搬运木料的工作，管吃管住月薪1200元。虽然工资不高，但吃住不愁，我就暂时心满意足了。哪知工作不到俩月，华仔又打来电话说京西电子厂正在招工，如果干好了，月薪可拿到三四千。终于架不住华仔的鼓动，我去应聘了。

京西电子厂的效益可能不错，慕名而来应聘的年轻人排起了长队，我静静的站在队伍中，期待着自己这匹已拐了的千里马能被“伯乐们”选中。正在这时，一个熟悉的面孔出现了，浓眉大眼，国字脸，尤其是那颗极显眼的突兀的眉间黑痣，让我确信是他，那个曾经“犯病”的年轻人。此时他正健步如飞地来到负责招录员工的两位女士面前，用半生不熟的普通话与她们交流着。

我揉了揉眼睛，不相信眼前看到的一切，芸芸众生，或许是我认错了……正胡思乱想间，那位年轻人已来到我的面前，先是吃惊的睁大眼睛，随后是一脸歉意地微笑，小声说：“兄弟，我的事，请你多加保密啊！”听了这非标准的普通话，我的心像堵满棉絮似的，总觉得有扯不完的难受。

招聘结束，我和那位年轻人都荣幸的被录取了，而且还在一个车间工作，抬头相见变得普通而又正常了。终于有一天，我忍不住问他那天发生的事情。他先是若有所思的笑笑，而后淡淡地说：“我刚到这时，身无分文，活下来是我唯一的选择……。”我沉默了，拧开身边的水龙头，很不自然的弯下腰，让清凉卫生的自来水直接浇到头上，迫使自己混沌的大脑尽快清净下来，以便重新思考生与活的组合——生是为了活吗？活是生的唯一吗？没有谁回答我，只有这清澈的人工细流不愿停息地哗哗着……